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，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（政治局扩大会议），核心是纠正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泛滥的“一平二调”共产风、平均主义与过分集中倾向，缓解当时党和农民关系紧张的局面。
3月2日是会议关键一天，毛泽东接连致信刘少奇、邓小平等中央同志，提议参照河南经验召开省级六级干部会统一部署、调整会议日程、抓紧审定会议文件；当晚主持会议并作第四次讲话，直面基层抵触情绪，明确公社整顿方针，强调要把握工作要点、果断决策，同时连夜修改讲话稿，为整顿人民公社、稳定农村春耕生产定调。
来源：《毛泽东年谱（1949—1976）》第三卷
①3月2日 晨四时半，再次写信给刘少奇、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：“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，不集中开一次，领导不会很强，全省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，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。已是三月了，春耕在即，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，将遇到大损失，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。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，无破坏。这次公社化，仍然必需讲步骤，避免破坏。同志们要求有时间，我想可以。增加一星期，到三月二十日为止，在省城开完六级（是六级，另加若干算账派）干部会，会期从三月十一日开始，二十日结束。中央会议改为三月二十五日开始，四月五日完，开十二天。人大仍定四月二十五日报到，看几天文件，月底只作报告，五月三日才开始进行讨论。起草文件有二十天时间尽够了。是否可行，请酌定。”
②同日 上午八时，第三次写信给刘少奇、邓小平及与会各同志：“我已请恩来、陈云、陈毅、德怀、富春、一波、萧华、定一、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来此，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议，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（指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。）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（指1959年3月1日郑州会议议定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12句话。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，将12句话中的“多劳多得”改为“按劳分配”，并增加了“物资劳动，等价交换”两句，形成了写入《郑州会议纪要》的那14句话。），以昭慎重。我的讲话稿，即刻付印，你们收到，请即逐字逐句加以审改。今夜我还要修改一遍，要明三日上午才能再次印好，交与各同志带回去。因此，各省市同志明日起程时间，请推延到中午或下午二时左右。吴芝圃同志：今、明、后三天请不要安排任何晚会，因为我和大家都不能出席。小平同志：今天我不能见任何外宾，明天（三日）才能见他们。”“请你们阅读昨天（一日）河南六级会议的记录。吴芝圃同志：今天（二日）你们的六级会议记录，请于明天（三日）上午发给各省市同志，使他们能够带回去。以后几天的记录，请用‘航快’直送各省、市、区及中央。”
③同日 晚八时四十分，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。出席会议的，增加今日从北京到达郑州的周恩来、陈云、陈毅、李富春、彭德怀、薄一波、陆定一、康生、萧华。会议一开始，毛泽东说：中央的同志都坐到我这边。你们（指出席会议的中央局和省委的第一书记——编者注）都坐到那边，我们对面，我要看你们的脸。（王任重日记记载：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，当面宣布几项结论，征求大家意见，大家都同意了，是真同意了。他为了察颜观色，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。”）
毛泽东在会上作第四次讲话。他说：头一天我把炮一放，他们一晚不睡觉，心里硬是黄斗不转，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。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，头一天放炮，大吃一惊，弯子转得太陡了。“倒退”、“右倾”、“不要共产主义”、“富农路线”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。（刘少奇：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，昨天还有抵触情绪。）你们讲那个话，我觉得也对，党委书记究竟是搞共产主义，还是搞本位主义？这是个复杂的东西，不能简单地说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本位主义的问题。我们基本上不要本位主义这个帽子，部分的要。确有本位主义，说而不服，屡教不改，可以完成征购任务还有余，他不完成，应该积累的他不愿意积累，这一部分本位主义的帽子我们随时要拿到手里。但是，不要说五亿农民和成千万的基层干部（生产大队、小队的正副队长）都是本位主义。对我的讲话，我又把鼓励那一部分加了一点。
现在主要是县、社这两级跟下面顶牛，这个东西一来，他们就灰溜溜的了。所以，要开个全省会议，鼓起他们的气来，说明只有一个指头的缺点，不过是多统了一点，平了一点。搞了一个文件，叫《郑州会议记录》，有甲、乙两项，乙是我的讲话，甲是郑州会议纪要。（邓小平：我们正在议一个管理权限的文件，这个文件我们觉得可以放在这个记录中。）那末这个记录就是三项了。
毛泽东说：穷队和穷管理区，要自力更生为主、争取外援为辅，要有这个志向，靠自己的双手起家。国家可以帮助他们，是不是在几年内拿出几十亿来支援穷队、穷社。山东历城的东郊公社十二万人，有一百五十四个生产队，这个公社党委书记的工作比我的工作还难做。要告诉他一种工作方法，无非一条是走马看花，一条是下马看花。走马看花，这些生产队，你得分期分批地走一走。下马看花，你得研究一个到几个典型，时间并不要长。有些人在那里搞几个月也搞不清楚，越搞越糊涂，材料越多，笔记写得越多，脑筋越乱。三国时期曹操的一个有名的谋士郭嘉，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，多谋寡断，见事迟，得计迟。所谓的见事迟，得计迟，就是形势已经出来了，还不能作出判断，得出一个方针来，就处于被动。
郭嘉这个人很有名，《郭嘉传》可以看。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、地委书记，要告诉他们，不要多端寡要，多谋寡断。谋是要多，但是不要寡断，要能够当机立断；端可以多，但是要抓住要点，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。这是个方法问题。这个方法不解决，每天在混混沌沌之中，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。特别是对外斗争，得计迟是很危险的。世界上的事情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为了国家安全、党的安全，得想各种办法。我辞去国家主席，根本理由是这一条。这个话不好讲，所以武昌决议案上没有写。一是为了国家安全，二是免于出国，三是避免麻烦。
④同日 晚十一时半至次日晨七时，同胡乔木修改在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的整理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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